第二十四02
其实，人假如建立功名而没有勇退，就会贪著自己的功名，最后一定会骄傲,会不可一世。大家看，很多朝代都有杀功臣，除了君主是比较暴虐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是臣子因功而功高震主，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。心里面在那里说，“皇上没有我，他哪有今天的天下！”最后这种态度就会非常骄傲、跋扈，可能就惹来杀身之祸。其实为团体、为国家做，这是我们的道义，怎么可以引以为功，甚至于邀功，这个都不是很妥当。而身退，从意义上讲，不是说你人一定就离开，是你绝对非常的内敛，收藏自己，不去彰显，不去放纵，像萧何他就很低调，最后他也得善终。而且，其实这个世间很重要的事，你尽心尽力去做，慢慢地别人也懂得去做，这时候就让给别人做，干嘛什么事一定都要我们做呢？有人可以做了，就让人家做，再去做重要而人还没做的事。人随时都去找那个最重要的事做，这样他就不会因为做了一些成绩而自满。告诉大家，这个世间最重要的事往往没人做，是吧？每个人都想做什么？举目滔滔，皆为名来，皆为利往。都是为名利的人占多数，真正家庭、社会最重要的事情忽略掉了，所以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该做的事太多了，都不会有人抢。我们有认知到了，尽心尽力去做就对了。哪一件事？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，教育最重要，教育好孩子、教育好员工、教育好有缘的人。
功成身退，天之道，很重要。所以后面注解讲道，“言人所为，功成事立，名迹称遂”，他的名声显扬起来了。“不退身避位，则遇于害”，因为名利是人之所必争,你都不退下来，人家一嫉妒了，可能就来毁谤、陷害。所以懂得退，“此乃天之常道，譬如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，物盛则衰，乐极则哀也”，这些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。
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，在第十册，一千两百八十页，在第二段开始，“夫听察”这里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：
【夫听察者。乃存亡之门户。安危之机要也。若人主听察不博。偏受所信。则谋有所漏。不尽良策。若博其观听。纳受无方。考察不精。则数有所乱矣。】上位者除了要能够广泛的听取意见，进而明察之后还要能够决策正确。所以越上位者，他越是伤神，他常常要考虑很多事情；比较中下的这些干部，比较费劳力去做事情。这一段谈到了，“听”跟“察”是国家存亡安危的关键，所以这里提到“存亡之门户，安危之机要也”。因为君王听察之后，他乾坤独断，下对决定了，国家才能安定；一个决策错了，很可能往后所造成的流弊就很难预料了。曾经有一个官员，他也很努力，为国家付出不少心血，当时候有很多人很肯定他。但是后来他非常懊丧，就是他在任的时候，重视经济发展，可是忽略了教育，结果一二十年以后，整个社会道德一直在下堕，他就觉得当时候没有能重视到教育，他觉得很自责。然后那时候的社会状况已经很严重，一二十年之后再要来重视教育，那难度就高很多。其实我们现在冷静想想，现在哪一个国家有把握把他下一代青少年教好？所以要防微杜渐。等到人心都偏离道德，这时候再来亡羊补牢，那要花的精神气力就不知道要多多少倍。古人他明察，他看事很有智慧在这里。所以决策重要，为君者、上位者审断的能力是个大的关键。
“若人主听察不博，偏受所信，则谋有所漏，不尽良策”，就是说君主不能广泛地听取意见跟明察，只接受身边这些亲信的言论，那么这个谋划必定会有疏漏，不够全面，那就不能够用到最好的良策。而且，“若博其观听”，假如能广泛的听取和明察。但是“纳受无方”，采纳的方法不是很对，方法、态度又不是很对，考察又不精确，甚至于这个计划做的时候还要不断了解客观状况，适时做调整。所以要做好一件事，事实上不容易的。考察又不精确，“则数有所乱矣”，这个“数”就是计划，那这样子计划又必然会出状况，会被打乱。所以能广泛听取，还要能够去判断，怎么做、怎么用会更恰当。
我们之前有提到，大舜“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扬善”，他也是广泛听取底下的意见，但是他懂得隐恶扬善。然后懂得“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”，可能听取很多意见，很多都是过跟不及，他怎么衡量到一个最折中最适当的方式来做、来实行，这也是他接受这些建议之后，能很好的去决断、去下决策。
接着我们看第五十七句，是在第九册，一千一百七十页，在第一行下面。我们一起把它念一下：
【孔子曰。众好之必察焉。众恶之必察焉。故圣人之施舍也。不必任众。亦不必专己。必察彼己之谓。而度之以义。故举无遗失。而功无废灭也。】这一段讲道,举人才要非常慎重对待。我们之前讲到国家的治乱关键，得贤才就兴盛，不得贤才就要败亡。而得贤才也要会判断，这个人是不是真正有德行跟能力。
所以《资治通鉴》里面讲道，“治本在得人，得人在慎举”，谨慎推举。“慎举在核真”，考核所听到的是不是都符合真实的状况。在《孟子》当中，也有提到这个精神，用人的时候，纵使众好之，也要察；众恶之，也要察。因为“人存政举，人亡政息”。用错人了，这一个地方的政治就办不好了。包含《孟子》也讲道，假如要判一个人死罪，也要慎重去了解状况、了解实情。为什么？因为面对死罪，判下去了，人死不可复生，所以面对一些重大的事情，都应该要非常谨慎去审察。
我们看“众好之必察焉”，每个人都说他好，为什么还要去了解调查清楚？因为很可能那一群统统都是既得利益的人，他当然为他的利益说好话，都说这个人好。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讲的一个事例？齐王有一个臣子，所有身边的大臣都说他不好，“众恶之”，都说他不好。我们要不要下判断？这么多人都说不好，应该不好。“应该”，那就还不是很准。结果齐王派人实际到他管的地方，了解到他治理得太好了，跟事实一百八十度的不一样。后来才了解，因为他勤政爱民，没有时间去谄媚巴结这些身边的人，这些人都说他的坏话。所以就封赏这个臣子。另外一个臣子，所有的人都说他好，要不要用？结果齐王派人去他治理的地方一了解，治理得乱七八糟，因为他都把时间花在给这些身边的大臣送礼去了。所以就降罪于这个官员。最后，还处罚了身边那些不实的官员，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讲违心之言,给他送钱的，讲他好话；不送钱的，就讲他坏话。后来一处罚，以后身边的人就不敢谋自己的私利了。所以这里讲的“众好之、众恶之”，都要很冷静去观察。
尤其，纵使并没有要谋什么私利，但人往往有一个惯性。所以改革者为什么难？他改革就是为了整个团体好，但人有时候不知不觉就习惯一个模式了。谁要改，他好像下意识里面就觉得不是很欢喜，不是很能接受，不是马上能很冷静的去思维，他提的新意见、新改革，对这个团体长远性是怎么考虑的？一般这么冷静然后去考虑长远的人少。一改了，“给我不舒服，给我不方便！”可能就会提一些反对意见。这时候改革者也不应该排斥这些反对的人，反而要更有耐性的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这个时代，要做什么事情都还得要很有耐性，很平心静气的去一步一步迈进，也不能操之过急。有时候改革的人，一下子觉得跟那些不认同的人，他就跟他们对立，这样子最后往往都会是失败收场。你觉得改革对国家好，也不能因为你觉得对了，显得就排斥他人，甚至于强势起来，反而会招来别人的情绪、反对，就不好。
接着讲，圣人选取人才跟舍弃人才，不一定要听任大众的话，也不一定都是由自己独自来裁断，更重要的，“必察彼己之谓”，就是一定会调查，搞清楚大家所说的这些情况。“而度之以义”，这个“义”就是用道德规范来衡量。这样才能“举无遗失”，举荐的时候没有遗漏，然后政事才能推展得好。用到好的人，政事当然办得好，就不至于会政事荒废，甚至出大问题。我们看这个“度之以义”，就是选择人才用道德标准来审察。我们看现在很多国家选取人才，用考试制度，考这些公务员考试。请问大家，德行能不能考出来？你看，用的方法不对，不是度之以义，是度之以考卷，所以现在贪污腐败很多。要度之以义，道德规范。从汉朝以后，举人才最重要的，举孝廉。孝就有德的本，廉就不贪污，所以举孝廉才是正确的。包含用五常、五德这些标准。五常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五德：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。包含我们以前读过《才德论》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有一句最重要的一定不能忘，整篇的核心是你可以审断判断出什么是德、什么是才。“正直中和之谓德，聪察强毅之谓才”。看大家的表情，我还是写一下。人对德才的判断其实不一定准确。聪明，观察力很敏锐，做事很有魄力、很有毅力，这些特质都是才，不是德；反而是这个人公正、正直，然后处世循中道，而且待人和气，以大局为重，这个才是德。其实我们观察，才胜过德，就会以才智对人傲慢、对人轻视，只要有傲慢，他铁定造成团体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不愉快跟冲突。有才的人而不注重中和，最后上位的领导者都得处理他的人事问题，德不足，到哪都是添乱，不要说能帮助团体了。所以，以前忠臣多，因为从小时候就培养这些德行。以前是大家庭，一两百人住在一起，他每一个起心动念要考虑的是父母，考虑的是整个家族，他特别能包容，特别能忍辱、体恤，这些处世的态度，不会动不动就以自我为中心，发脾气、傲慢。
在“审断”这个部分，我们讲个太宗当时候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贞观八年的时候，桂州的都督李弘节是以清廉谨慎闻名。后来他去世了，结果他的家人拿宝珠出来卖，唐太宗听到这个消息，就在朝廷当中，朝堂上讲道：“这个人生平，所有这些宰相都说他非常清廉，可是现在居然家里的人是拿宝珠去卖，当初这些举荐他的人，是不是也要负责任？”你看他现在拿宝珠去卖，他有你们讲的这么清廉谨慎吗？所以，就下令要好好的去了解调查清楚这件事情。当然，当下他是不怎么高兴的。
我们常常要冷静一点，就是《弟子规》讲的，“见未真，勿轻言”。我们往往遇到一件事，马上就下判断，而且我们当下那个判断是不是心平气和？其实只要不是心平气和，判断基本上都会有偏颇。可是这变成一个习气，一遇到什么事：一定是怎样怎样啦。马上去下断言，一来，自己的傲慢会增长；再来，很可能误会他人。而这个误会假如太大太深，可能彼此的关系，这一辈子就形成很大的障碍。以人应该要很冷静平和的来应对事情，不要一下子就有情绪，或者一下子就下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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